检查课程作业的时候，收到一份抄写得极为工整的《老子》，心里正赞叹，旁边的学生问：“老师，这份作业可以自己留着吗？我想当作礼物送给妈妈。”听了学生的话，不由得想起上初中时送给外公的一份礼物：白纸糊的纸盒里装着一包烟，盒子正面左上角画了一树梅花、右下角画了一丛菊花。外公把烟抽完，纸盒却保留了很久。这么简单的礼物尚且如此被珍惜，不难想见那位收到《老子》抄本的妈妈该是多么的欣喜。

    此后再介绍课程考核方式的时候，我都会把这个故事说一遍，后来收到的作业里，不仅有用钢笔精心抄写的《老子》，甚至还有用毛笔抄写的。

    老子说：“上士闻道，勤而行之。”（《四十一章》）经典本身便是劝人学道、行道的，如果说经典是“知”，那么，抄写、赠予经典就是“行”。网络时代，键盘代替了钢笔，语音输入又代替了键盘，快捷的信息输出给人际交流带来了便利和随意，个体情绪轻易宣泄，情感无法沉淀。技术时代但求“用力少，见功多”，虽得之于实际功效，却造就了心神不定的“风波之民”（《庄子·天地》）。

    一撇一捺、一字一句地抄写整本经典，留给我们足够的空间和时间去涵容情绪、安顿身心。抄写经典既需要动手，还需要“动心”。一笔一划之间，精神凝聚，内心清静。“唯道集虚”（《庄子·人间世》），在重温汉字音形义的过程中，逐渐领会字句背后的精神之道。

    张松辉老师《老子译注与解析》没有在岳麓书社出版之前，上课用的是一份手写的讲义。最初看到这份讲义的时候，我以为是楷体的打印稿，仔细一看，才发现是一笔一划的手写稿。张老师说，他抄过包括《老子》在内的大部分先秦子书，抄写让心变得更静，对经典的记忆、理解更深。

    抄写作为研习经典、安顿身心的方式不止于校园，还广泛流行于社会。见君兄是社科院宗教所的博士后，他定期义务指导人们小楷抄写《心经》，盈筐累箧之余，分赠友朋。

    事实上，抄写经典古已有之。如果说印刷术发明之前的抄写是为了典籍流通、是被动的，那么，印刷术发明之后的抄写，便是出于各种主动的目的。

    在曾国藩看来，“手钞熟读”好文章是写作的基础。阮元甚至把有条理的选抄看作有良好学术训练和学术积累的体现。曾国藩记载说：“阮文达公为学政时，搜出生童夹带，必自细阅。如系亲手所钞，略有条理者，即予进学。”（参钟叔河选编：《曾国藩教子书——读书？作文？做人》）

    抄书不仅有助于写文章、做学问，还能养生。刘宋时期的沈麟士“年过八十，耳目犹聪明”，抄书“二三千卷，满数十箧”，当时的人们认为，潜心读书、抄书正是沈麟士长寿的主要原因。而佛教为了鼓励人们读经，宣称抄写佛经可以获得大功德。（参《法华经·法师功德品》）

    据中国新闻出版研究院2017年全国国民阅读调查显示：“超过半数成年国民倾向于数字化阅读方式”，“深度图书阅读行为的占比偏低。”抄写经典无疑是深度阅读的方式之一，而作为礼物赠予亲友则为抄写提供了内在的动力与意义。当抄写经典作为礼物之时，所用之心就不仅是思虑之心，更有情感之心，一字一句的抄写更像是情绪的点滴积累，抄写因赠礼而意味不同。

    在生命的历程中，父母“生之蓄之，长之育之”（《五十一章》），随着生命体的成长、充盈，子女“反哺”（郭店简《太一生水》），抄一部经典送父母，为父母带来了情感上的慰藉。然而，在道家的理想中，“敬孝”“爱孝”（《庄子·天运》）只是孝道的初阶，最高的孝是自己得道，同时也让父母得道。这意味着赠予者在抄写过程中，要深刻领悟经典的思想意蕴，实现精神生命的提升与转化，最终与道合一，才有可能实现最高的孝道。而父母作为受赠者也将郑重地对待作为赠予者的子女，修养自身，“生而不有，为而不恃，长而不宰”（《五十一章》）。

    抄写经典作为礼物带来的双向交流过程，不仅存在于父母、子女之间，还存在于赠礼的各种关系中。抄写经典，既是送给他人的礼物，也是在这个繁忙时代送给自己的安静礼物。

    （作者系北京交通大学教师）